她怀孕了，变丑了，变得庞大。她照例在周三下午的时候前往江北城的邮电分局去，将那些无人认领或是无处投递的死信和包裹回交。在地下室二楼那间分捡大厅里，她蹒跚地转过身去，“猛犸像小姐”，她听到背后有个尖细的声音在这么说她。她蓦地掉头，说话的是个瘦巴巴的投递员，正半蹲在码得半人高的那堆邮件上，他上身穿着洗得灰白的劳保服，没想到自己那句轻俏的取笑竟会被她听见，一秒钟就红了脸。她注意到他薄薄唇上那初生的胡茬，就从上朝下地俯视他，感到了自己的威仪。

返回邮电所的路途上，她又想起了那个词，估计是那小子不知从哪本科普期刊上捡来的。他倒是个爱读之人呢，一丝浅淡的笑意浮起，她轻度浮肿的脸孔因此松弛了些。

邮电所就建在嘉陵江边，紧邻那条僻静的柏油路，和那间化肥厂遥遥相对。化肥厂里那些复杂的高塔，交错而粗壮的管道，建在更低洼的地方，密麻麻、灰扑扑的一片，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巨人被开膛部肚，暴露出他那一言难尽的五脏六腑。再远，就是嘉陵江大桥了，高高地从所有这一切的头顶上跨越而过。

她蹬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后座的两边耷拉着墨绿的邮件包，这会儿只有不多的几封信件，就像她的同事们这一段一直在议论的那样，人们似乎越来越不爱写信了。现在，人们都用什么相互联络呢，BB机？还是家家都普及了的电话座机？同事们这样猜测着。她在那弯曲的接近40度的斜坡上骑行，右手用力捏着刹车柄，隐隐有些担心肚里的孩子，那孩子还隐匿在她子宫的深处，还并不怎么显形，但这个本该只是半公开的秘密，那会儿却闹得人尽皆知了。

柏油路从大桥的引桥那里分岔，拐过宽广的厂区之后，有一段已经破碎的、坑坑洼洼的，尤其是在这样刚下过雨的天气里，会将污黑的泥浆溅到她的筒靴上，裤腿上。她却全然不顾这些，动作连贯地踩着自行车的踏板，感受着身体里依然留存的朝气，还有那股柔韧劲儿。

路边那排平房的屋檐下，聚着三四个半大的男孩儿，这么冷的天儿，仍然只穿件花衬衫，单层牛仔裤，见她奋力骑过，没来由地吹起了口哨，还冲着她笑，尖尖脸孔上白色的牙齿，就像是闪亮的小石子儿。可是她却并没有对他们回笑，甚至有些刻意地板起了面孔，更深地埋下头去。

一个沉闷之人、笨拙之人，一个直来直往的人，总在暗中较劲，在面对无论是谁的他人时，总会竖起一面墙，固执，绝不合作，让人难以逾越——她知道这一片的居民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她绝不会费心地去改变他们对她的印象，也许，自从孩子的这桩丑事败露后，就连她的家人，也开始这样看她了吧。

这就是了，她的窝，她独立于世的小天地。共三十几个平方米，正对大门的，是一张木头的柜台，上面黑色的油漆已经脱落得斑斑驳驳，就像老人的皮肤，但她仍会极力将它擦拭得更光洁一些，每天开门前的头一件事，就是用力地擦啊擦。坐在柜台后面看出去，靠右手边的，是一部长途电话，最初，那里就只有一张窄窄的方桌，用来放置那部四四方方的话机。机身上有个圆形的可以旋转的拨号盘。后来，单位里的人为那部长途电话套了个透明的隔间，那些接通了远方电话的人，得到她的指令，会倏地闪到玻璃门背后，紧闭起来，只拿扭捏的后背朝向她，那让他们的通话成了一件神秘的事儿。而她呢，仍坐在那张宽大的柜台边，等待各式各样的顾客前来，寄信的、寄明信片的、发电报和汇款的。有个别的几个人，她已同他们相当的熟稔了，会定期到她这里来，购买新版的邮票、首日封。在她眼里，这些集邮的人，多少都有点儿古怪，长得精瘦，也不多言语，进了门就左顾右盼，又仿佛在提防着什么。对了，他们都长着老鼠那样的小眼，眼仁完全隐匿在那很小的睑裂里。

到处都弥漫着糨糊的味道。冬天来了，升了火炉，那味道就更加接近煮熟的粮食。大多数时间里，并没有什么顾客前来，她会呆呆望着大门外那块发白的水泥院坝，手里捧着《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还有那段时间一度让她疯魔的三毛散文集，昏沉沉的，并没有读进去多少。院坝的水泥也有些年头了，无可挽回地显出颓败之势，中间忽然一块儿地方，就有一笼青草破土而出，无风的日子也抖索个不停。

比较起来，她还是喜欢太阳天。她总会将身后那张单人床的被褥悉数搬到门外的晾衣绳上，让那轰轰烈烈的太阳袪除康城这里随处滋生的阴湿。她喜欢夜里用那晒得暖烘烘的被褥包裹住自己的感觉，那样，即使关了电灯，她也可以闻见某种类似烤红薯的香气。那被子里储存的阳光味道，总会让她轻易就沉入梦乡，忘记了自己其实是孤单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