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大数据锁也锁不住
来源：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23
“政府信息公开像是一口大钟，要有人去撞它才会响。”这是当年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李燕的感慨。2011年正在清华读硕士研究生的李燕，因撰写论文所需，陆续向国务院所属部委要求公开各自的“副部长分管部门、兼职状况及负责联系的单位”等信息，但过程并不顺利。为此，李燕将拒绝公开信息的国土资源部、教育部及科技部告上了法庭。 近几年，我国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监督机制也日趋成熟，政府信息会定期发布、共享到相应网站。但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进入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数据的价值愈发凸现，而大量的、关键性的数据和公共信息资源恰恰是掌握在政府手里，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希望更多的原始数据被公开。 政府数据开放缓慢制约公共服务 大数据技术和业务的兴起，引发了社会对数据开放的强烈需求，掌握重要数据资源的政府理应成为开放信息资源的带头人，而广义的数据也必将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资源。因编写《大数据时代》一书而声名鹊起的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就曾指出，政府不需要去补贴和建立所谓新兴产业，只需要开放政府的数据，就能培育一个新的增长点——新型的服务业。 但据开放知识基金会发布的《2013年开放政府数据普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步伐缓慢，在全球被调查的70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中，我国综合排名在第35位。 在今年1月份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北京政协委员张范就曾指出，目前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各自为政、互不相通，存在着严重的“信息孤岛”现象。这一现象，一方面是指各部门的数据大都没有开放共享；另一方面，即使有少量的开放数据，也由于部门间数据标准不统一而很难融合使用。 “每10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局什么都会问，但在最后公示信息时，可能只有每个城市的总人口、城市人口、农业人口等信息，某个具体区域、街道的数据我们就拿不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信息中心副主任茅明睿以全国人口普查为例，表达了在日常城市规划中缺乏数据的尴尬。“由于没有数据的支撑，城市规划里的公共设施往往无法有效准确配套。如果知道这片区域有多少老人、多少小孩，我们在规划时就知道配备多少养老院、多少小学合适。” 现阶段，政府数据不仅向社会开放得不够，即使政府各部门之间也存在严重壁垒。“目前我国政府数据部门化，部门数据个人化，个人数据利益化。”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詹志强日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对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现状做了很好的概括。由于政府部门利益的传统观念，导致各部门把自己所掌握的数据和信息作为独享财富“锁”起来。 “我曾在湖南某个县城调研时发现，每个单位都要建一个机房、建几个服务器、开发软硬件，自己单独存储数据，但往往用几天就不用了，一个县城财政拨款单位就多达120多个。”詹志强告诉本刊记者。 保密和公开需科学平衡 政府数据开放，不同于政府信息公开，简单地把信息发布出来就完成了，而是需要进行相应的管理，完善规划、顶层设计和系统建设。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作为两个近似的政策概念，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政府开放数据着重于开放大量的、实时的、结构化的、格式标准化的数据和信息，其核心在于政府机关将其相关业务上收集、整理、产生或者保有的数据与信息，主动开放给其他对象进行数据创新增值应用。 在詹志强看来，大数据更多的是提升社会效益，离有些政府官员的“痛点”还有点远，他们最关心的是GDP和当地产业，目前，数据的作用还没完全发挥出来，结合得还不够紧密。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进程缓慢，主要在于政府缺乏开放动力。亚信科技公司相关负责人高峰在与北京经信委合作开发政务数据开放时，对此就深有感触。“就像社会个体不愿公开自己的身高、年龄、体重等信息，企业商家不愿公开自己的进货渠道、进货价格等信息一样，许多政府部门其实也没有动力去主动开放自身数据。”高峰进一步告诉本刊记者，“有的数据分散公布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集中起来就可能成为敏感信息。比如‘法院公布判处犯人死刑’这一条信息是可以的，但如果统计成我国一年判处死刑人数，可能就会变成敏感信息。” 信息安全也是制约政府数据开放的一大掣肘，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法律明确数据保密与开放的边界。法学专家王敬波教授就曾指出：“我们现在对信息公开的范围规定是有缺陷的。身处大数据时代，遇到两个方面的矛盾，一个是国家安全需要更多的国家信息的保密，一个是信息公开是大的趋势。但现实是，我们两边都不靠，该保的密也没保住，该公开的信息也没公开。” 企业倒逼政府数据开放 “当你坐下来，跟政府把这件事情说明白，数据开放到多大程度能带来多大利益，往往这件事才有可能促成。”在高峰看来，现阶段政府数据开放并不缺乏技术和资金支持，至少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是不缺乏的，最重要的是让政府看到数据开放带来的红利。 在运用数据方面，我国企业、社会组织已经走在政府前面，也更有经验。在别的领域行业，往往都是政府去引导企业，在数据开放方面，企业不妨可以引导政府去利用手上的数据。 在去年10月份，北京地铁两个调价方案公布后的1天时间里，茅明睿和他的团队就结合掌握的数据上线了一款查询工具，可以查询地铁A方案和B方案调价后任意两地之间的票价，比政府文件介绍得更加直观。“我们做完查询工具还不‘解渴’，这只是小数据传统地理信息的可视化应用，更有价值的东西是我们分析了两个不同方案会对多少人造成影响。比如从南礼士路上车，我们根据过去一周刷卡记录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这里每一天大概有多少人在不同调价方案后，还能维持2元，有多少人变成3元、4元。通过这个数据分析，我们想告诉决策者和民意代表，不同调价方案给不同区位的人群将会带来多大影响。”茅明睿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其实不难看出，只要政府梳理数据，将可共享资源进行对外公开，并加强部门间数据交换，企业很乐意、也是有动力来为政府的数据创造价值。政府数据开放也有助于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政府企业都是双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在政府工作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2014年春运期间百度公司通过手机定位数据推出的‘百度迁徙’上线，在分析绘制春运期间人群迁徙的同时，也给业内和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好几个重量级的国家级人口研究课题‘挂掉’，没有部门再给相关课题立项。” 政府数据开放是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只有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才能逐渐向广度和深度上发展，政府才能离大数据更进一步。 “政府信息公开像是一口大钟，要有人去撞它才会响。”这是当年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李燕的感慨。2011年正在清华读硕士研究生的李燕，因撰写论文所需，陆续向国务院所属部委要求公开各自的“副部长分管部门、兼职状况及负责联系的单位”等信息，但过程并不顺利。为此，李燕将拒绝公开信息的国土资源部、教育部及科技部告上了法庭。 近几年，我国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监督机制也日趋成熟，政府信息会定期发布、共享到相应网站。但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进入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数据的价值愈发凸现，而大量的、关键性的数据和公共信息资源恰恰是掌握在政府手里，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希望更多的原始数据被公开。 政府数据开放缓慢制约公共服务 大数据技术和业务的兴起，引发了社会对数据开放的强烈需求，掌握重要数据资源的政府理应成为开放信息资源的带头人，而广义的数据也必将成为国家的核心战略资源。因编写《大数据时代》一书而声名鹊起的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就曾指出，政府不需要去补贴和建立所谓新兴产业，只需要开放政府的数据，就能培育一个新的增长点——新型的服务业。 但据开放知识基金会发布的《2013年开放政府数据普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步伐缓慢，在全球被调查的70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中，我国综合排名在第35位。 在今年1月份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北京政协委员张范就曾指出，目前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各自为政、互不相通，存在着严重的“信息孤岛”现象。这一现象，一方面是指各部门的数据大都没有开放共享；另一方面，即使有少量的开放数据，也由于部门间数据标准不统一而很难融合使用。 “每10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局什么都会问，但在最后公示信息时，可能只有每个城市的总人口、城市人口、农业人口等信息，某个具体区域、街道的数据我们就拿不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信息中心副主任茅明睿以全国人口普查为例，表达了在日常城市规划中缺乏数据的尴尬。“由于没有数据的支撑，城市规划里的公共设施往往无法有效准确配套。如果知道这片区域有多少老人、多少小孩，我们在规划时就知道配备多少养老院、多少小学合适。” 现阶段，政府数据不仅向社会开放得不够，即使政府各部门之间也存在严重壁垒。“目前我国政府数据部门化，部门数据个人化，个人数据利益化。”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詹志强日前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对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现状做了很好的概括。由于政府部门利益的传统观念，导致各部门把自己所掌握的数据和信息作为独享财富“锁”起来。 “我曾在湖南某个县城调研时发现，每个单位都要建一个机房、建几个服务器、开发软硬件，自己单独存储数据，但往往用几天就不用了，一个县城财政拨款单位就多达120多个。”詹志强告诉本刊记者。 保密和公开需科学平衡 政府数据开放，不同于政府信息公开，简单地把信息发布出来就完成了，而是需要进行相应的管理，完善规划、顶层设计和系统建设。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作为两个近似的政策概念，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政府开放数据着重于开放大量的、实时的、结构化的、格式标准化的数据和信息，其核心在于政府机关将其相关业务上收集、整理、产生或者保有的数据与信息，主动开放给其他对象进行数据创新增值应用。 在詹志强看来，大数据更多的是提升社会效益，离有些政府官员的“痛点”还有点远，他们最关心的是GDP和当地产业，目前，数据的作用还没完全发挥出来，结合得还不够紧密。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进程缓慢，主要在于政府缺乏开放动力。亚信科技公司相关负责人高峰在与北京经信委合作开发政务数据开放时，对此就深有感触。“就像社会个体不愿公开自己的身高、年龄、体重等信息，企业商家不愿公开自己的进货渠道、进货价格等信息一样，许多政府部门其实也没有动力去主动开放自身数据。”高峰进一步告诉本刊记者，“有的数据分散公布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集中起来就可能成为敏感信息。比如‘法院公布判处犯人死刑’这一条信息是可以的，但如果统计成我国一年判处死刑人数，可能就会变成敏感信息。” 信息安全也是制约政府数据开放的一大掣肘，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法律明确数据保密与开放的边界。法学专家王敬波教授就曾指出：“我们现在对信息公开的范围规定是有缺陷的。身处大数据时代，遇到两个方面的矛盾，一个是国家安全需要更多的国家信息的保密，一个是信息公开是大的趋势。但现实是，我们两边都不靠，该保的密也没保住，该公开的信息也没公开。” 企业倒逼政府数据开放 “当你坐下来，跟政府把这件事情说明白，数据开放到多大程度能带来多大利益，往往这件事才有可能促成。”在高峰看来，现阶段政府数据开放并不缺乏技术和资金支持，至少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是不缺乏的，最重要的是让政府看到数据开放带来的红利。 在运用数据方面，我国企业、社会组织已经走在政府前面，也更有经验。在别的领域行业，往往都是政府去引导企业，在数据开放方面，企业不妨可以引导政府去利用手上的数据。 在去年10月份，北京地铁两个调价方案公布后的1天时间里，茅明睿和他的团队就结合掌握的数据上线了一款查询工具，可以查询地铁A方案和B方案调价后任意两地之间的票价，比政府文件介绍得更加直观。“我们做完查询工具还不‘解渴’，这只是小数据传统地理信息的可视化应用，更有价值的东西是我们分析了两个不同方案会对多少人造成影响。比如从南礼士路上车，我们根据过去一周刷卡记录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这里每一天大概有多少人在不同调价方案后，还能维持2元，有多少人变成3元、4元。通过这个数据分析，我们想告诉决策者和民意代表，不同调价方案给不同区位的人群将会带来多大影响。”茅明睿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其实不难看出，只要政府梳理数据，将可共享资源进行对外公开，并加强部门间数据交换，企业很乐意、也是有动力来为政府的数据创造价值。政府数据开放也有助于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对政府企业都是双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在政府工作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2014年春运期间百度公司通过手机定位数据推出的‘百度迁徙’上线，在分析绘制春运期间人群迁徙的同时，也给业内和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好几个重量级的国家级人口研究课题‘挂掉’，没有部门再给相关课题立项。” 政府数据开放是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只有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才能逐渐向广度和深度上发展，政府才能离大数据更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