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不相匹配的是，高校的管理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领导干部的权力过于集中，而相应的法律规范、监督机制又未及时有效跟进，于是职务犯罪急速上升。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在行政化体制的驱使下，高校“一把手”一旦没hold住，下面的管理层、教授圈乃至普通的行政人员、教师员工就更难幸免。

党的十八大以来，惩治腐败一直保持高压态势，对高校领域更是采取全覆盖式严查。显然，要遏制象牙塔里的腐败滋生蔓延，不能单单指望行政领导自觉“把关”，还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通过动真格的教改来有效制约高校的行政权力，进一步释放学术权力，使高校回归治学之本。

在中国的反腐败行动中，高校反腐一直是焦点之一。据粗略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公布的高校腐败案件，已达50多起。2015年以来，中纪委通报涉嫌违纪的高校领导干部达32名。人们在为高校反腐捷报频传拍手叫好之余，不免唏嘘哀叹，缘何象牙塔内藏“黑斑”。

黑斑一：项目基建

项目基建腐败可谓是高校腐败最为突出的领域。近些年，随着我国高校新校区建设，以及不少地方规划大学城等重大投资项目的上马，高校基建腐败随之高发，且带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对此，翻阅近些年已经曝光的高校腐败案件，我们不难看出端倪。

2014年12月9日，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受贿、挪用公款一案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周文斌被指控的2300余万元受贿款中，金额最大的一笔是某投资公司为感谢周文斌在工程承接、工程款支付、审计决算等方面的关照，先后分九次送给其410万元人民币和30万元港币。

近几年来，据统计，江西省因高校新校区扩建，陷于基建腐败的高校官员多达14名，其中校长级别的有四名。此外，湖南、湖北、安徽等地近些年已查处多起高校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大多数跟基建有关。

随着一些地方高校工程建设规模的扩大，高校逐渐成为工程腐败的“重灾区”。作为高校集中区的湖北省，从2005年到2010年，武汉市已有八名厅级高校领导因基建等贪腐问题落马，涉案金额最大的达1400多万元，基建领域成为当地高校腐败“高发区”。

高校建设项目包含着审批、规划、招投标、施工、采购、质检以及工程验收等诸多环节，期间涉及的部门相当多，很容易发生权钱交易。况且高校一直相对比较封闭，内部运作透明度低，社会监督很难，这就给高校腐败无形中创造了可乘之机。据媒体报道，“为获得工程项目，一些建筑企业将工程总造价的5%至10%作为行贿资金列入支出预算，这已成为行业‘潜规则’之一”。

“新校区建设规模空前，项目多，手中的权力大了，找我帮忙的人多了，诱惑多了，慢慢就迷失了人生方向。很多招投标通过程序的完整实现了表面的公平，但实际上操作空间很大。”正在监狱服刑的南昌大学原基建干部周某曾经手南昌大学新校区建设逾27亿元的工程，他对招投标领域的潜规则了如指掌，并利用监管漏洞实现与基建老板的“钱权交易”。

确实如此。一些地方高校新校区建设规模空前，项目众多，一些高校领导更是在这个封闭的权力运作体系中因为缺乏外界的监督，肆意上演一幕幕权钱交易的恶行，使得在一些高校基础设施建设中，投标人、中介机构、腐败官员之间相互勾结，通过串标、围标等形式操纵招投标，致使看似数十家参与的招投标却在幕后黑手的操控下，成为了一家掌控的“闹剧”，然后再经过层层转包，从中渔利。

黑斑二：骗取经费

相比基建腐败，贪占科研经费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众所周知，科研经费是国家用于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而支出的费用，而就目前曝光的高校腐败案件来看，骗取科研经费的不法行为在不少高校时有发生。

“吃喝拉撒睡，全都靠经费。”西安理工大学原校长、党委副书记刘丁表示。利用科研经费吃回扣购买豪车，暴露出了高校人员“吃”科研经费的“潜规则”。

2015年12月1日，教育部党组召开视频会，通报北京邮电大学私设“小金库”违纪行为。通报称，自2003年起，特别是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北邮有关部门及科研人员通过列支会议费、餐费、住宿费等方式，将套取资金（主要为科研经费）支付到北邮科技酒店，用于有关支出，结余资金形成“小金库”，涉及资金达到280余万元；负有领导责任的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杨放春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免去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常委、委员、副校长职务。